2018年12月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生態環境保護綜合行政執法改革的指導意見》(中辦發〔2018〕64號，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指導意見》的出臺，對加強生態環境治理，保障國家生態安全，建設美麗中國，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深化生態環境保護綜合行政執法改革，是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關系到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能否落地，關系到政府能否依法全面履行職能，關系到黨中央對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作出的重大部署能否落實。《指導意見》進一步明確了生態環境保護執法體制機制，對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執法的源頭治理、過程管控、末端問責，提高生態環境保護執行力作出制度性安排，既是立足當前，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實現生態環境根本好轉，也是著眼未來，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參與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提升生態環境治理能力的必然選擇。
 
　　針對環境執法，今年的兩會又釋放了怎樣的聲音？讓我們一起聚焦2019年全國兩會，聚焦環境執法，一起傾聽代表委員們對環境執法的看法與態度。
 
　　生態環境部部長李干杰
 
　　環保嚴禁“一刀切” 下一步將規范環境執法
 
　　一些地方出現的環保“一刀切”行為，對污染防治毫無裨益反而損害了合法合規企業的基本權益，并將其形容為“一粒老鼠屎搞壞一鍋湯”。
 
　　下一步，將規范好環境行政執法行為，進一步在這方面做好工作，尤其是規范好自由裁量權的適用和監督工作。同時，要增強服務意識和水平，既監督又幫扶，真真正正設身處地幫企業排憂解難，解決他們在生產過程中環保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和困難，增進這方面的意識。
 
　　具體來說，將主動為企業治污提供技術上支持和幫助;通過環境經濟政策的進一步建立完善，使企業綠色發展有更大的內在動力。
 
　　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竇樹華
 
　　以法律的武器治理污染 用法治的力量保護青山綠水、藍天碧海
 
　　今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進一步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保持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定力，繼續把依法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作為今年監督工作的重點，推動生態環境方面的法律制度有效實施，以法律的武器治理污染，用法治的力量保護青山綠水、藍天碧海。全國人大常委會將開展水污染防治法實施情況的執法檢查，并進行專題詢問。還要開展可再生能源法執法檢查，還將聽取審議國務院關于2018年度環境狀況和年度環境保護目標完成情況的報告，和預工委聯合聽取財政生態環境保護資金分配和使用情況的報告，環資委還開展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實施情況的調研。
 
　　今年監督工作的重中之重，是開展水污染防治法執法檢查，就是依法助力打好碧水保衛戰。計劃今年的4—6月份開展檢查，8月份常委會聽取執法檢查的報告，并開展專題詢問。
 
　　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四川省委會主委，生態環境部副部長黃潤秋
 
　　要讓環境違法者得不償失“傾家蕩產”
 
　　近年來，生態環境領域相繼制定或修訂了環境保護法、環評法和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規，并堅持嚴格執法、強化司法，促進了生態環境質量的明顯改善。但是，當前生態環境領域違法問題依然突出。主要因為生態環境違法成本低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致使違法者收益遠遠大于成本或者代價。抓緊解決這個問題，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緊迫要求。
 
　　對此，黃潤秋建議，一是完善重典治污的法律制度體系，全面清理現行涉及生態環境的法律法規，尤其是制定時間較早、處罰力度偏軟、不適應當前生態環境管理需要的法律或相關條文;二是加大處罰力度，提高違法成本。針對生態環境嚴重違法行為，完善處罰種類，提高罰款額度，使違法行為人“得不償失”，乃至“傾家蕩產”;三是健全生態環境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四是加大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力度，層層壓實監管責任;五是強化生態環境失信聯合懲戒機制，實施信用分類監管，將違法企業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實際控制人，納入生態環境信用“黑名單”;六是增強服務意識，加快完善綜合性激勵機制，樹立一批生態環境守法“標桿企業”。
 
　　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發言人張業遂
 
　　2019年將制定長江保護法
 
　　今年立法任務的確非常重。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全面依法治國的要求，對立法工作提出了新課題、新任務。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著力提高立法質量。
 
　　他重點提出要推進四方面立法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立法。他表示，2019年將制定長江保護法，為保護長江提供堅強的法制保障。并且，今年的立法計劃已初步擬訂，將根據本次大會代表們提出的意見修改完善后及時公布。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洪宇
 
　　加快制定長江保護法，解決“九龍治水”問題
 
　　由于長江生態環境歷史欠賬較多，問題突出，流域立法落后于國家立法，導致眾多的管理機構難以在流域綜合管理中發揮合力作用。隨著“一帶一路”戰略和長江經濟帶建設的實施，長江流域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利益沖突加劇，長江保護立法的形勢日趨緊迫，人民群眾期盼日益增強，“建議全國人大進一步加快長江保護法立法進程”。
 
　　“應明確這部法律的立法定位，使之成為長江大保護的根本之法 。”周洪宇表示，我國涉水法律一共有四部，分別是水法、水污染防治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擬制定的長江保護法應明晰與四部涉水法律的不同側重點，這應是實現該法法律立法功能和目標的首要任務。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呂忠梅
 
　　長江立法并非“頭疼醫頭，腳疼醫腳”
 
　　長江保護立法應摒棄就保護談保護或者將環境保護法的相關制度“搬家”的簡單思維，突破利益固化藩籬、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以整體性思維制定綜合性的《長江保護法》。
 
　　“為長江立法絕非簡單的賦予管理權問題，也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立法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建立不同利益的協調平衡機制，通過法律調整盡可能的把各種有沖突的利益進行排序，形成協調穩定的社會秩序。”她解釋說，長江保護法要摒棄就保護談保護，就政府部門職責去談立法，而是應充分考慮長江流域保護所涉及的各種利益訴求、統籌保護與發展的關系，采用綜合立法模式。
 
　　長江保護法應以“維護健康長江，促進人水和諧”為基本宗旨，優化流域水資源配置格局，強化水資源統一調度，提高區域水資源保障能力，促進長江經濟帶建設與水資源、水環境承載能力相協調，推動長江流域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院長王金南
 
　　黃河流域潛在風險突出，建議制定《黃河保護法》
 
　　盡管《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水法》《水土保持法》等已有法律對生態環境保護及相關領域作出了一般性規定，但由于黃河流域自然資源稟賦與生態環境問題的特殊性、復雜性，迫切需要從流域整體性、系統性以及發展與保護的協調性出發，出臺專門的法律，將國家有關法律制度與黃河的特點和實際緊密結合并使之具體化。
 
　　只有將黃河流域長期以來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中經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各項措施由任務層面提升為法律意識，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黃河流域水資源嚴重短缺、生態系統十分脆弱、生態安全風險等突出生態環境問題及產生的根源。
 
　　全國人大代表、西南大學資源環境學院教授謝德體
 
　　長江保護立法要強調保護優先，合理開發
 
　　依法遏制長江水污染加劇和生態退化的態勢，推進生態環境修復，確保長江飲用水質和生態安全，確保長江經濟帶可持續發展，迫在眉睫、刻不容緩。他指出，長江保護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水資源供需矛盾依然突出、水資源保護壓力加大、水生態系統功能受損、水土保持任務繁重、岸線開發利用粗放以及管理體制機制不完善等。
 
　　長江保護立法原則應強調保護優先，合理開發，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科學修復，永續利用，并注意與“四法一條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洪法》和《長江河道采砂管理條例》)銜接。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清華長三角研究院生態環境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浙江省水質科學與技術重點實驗室常務副主任劉銳
 
　　推行農村污水治理需要完善法律法規和標準化體系
 
　　我國尚未建立設施長效運維的保障體制機制。具體表現在農村污水治理相關的法律法規不健全，標準規范不完善;農村污水治理的頂層設計引導不充分，政策要求未能一步到位;尚未形成有效的運維和監督管理機制;農村污水治理的宣傳和教育培訓不到位。
 
　　國家在全國大范圍推行農村污水治理之前，組織各地加強試點研究，加強頂層設計與引導，完善法律法規和標準化體系。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游勸榮
 
　　設立長江生態法院，為“共抓大保護”提供堅強的司法保障
 
　　在武漢設立長江生態法院，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重要指示精神，加大長江生態環境司法保護力度，促進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強的司法保障。
 
　　設立長江生態法院，是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重要體現，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重要指示精神的實際行動，有利于集中統一行使長江流域生態環境資源類案件的管轄權，統一發揮司法保護職能作用，切實維護長江流域的生態環境和生態安全，推動長江經濟帶的綠色發展。
 
　　立長江生態法院是理順長江流域生態環境資源管理保護體制的迫切需要，是實現“大保護”的重要舉措，也是實現“共抓”的重要途徑。
 
　　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民進湖南省委原主委謝勇
 
　　加快對生態文明建設立法
 
　　目前，我國缺少一部有關生態文明促進方面的綜合性法律，關于生態文明的法律規定也比較分散，不能形成明確、統一的要求，發揮的指導作用也較為局限。制定專門的生態文明建設促進法律，可以從宏觀、系統的角度為生態文明建設和改革指明方向，做出規劃，提出要求，也可以讓生態文明建設和改革方面的規范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用《生態文明建設促進法》統領各部門法中生態文明建設相關的條款，將使生態文明建設的法律基礎更加扎實，規范體系更加完備，實施更加有力，效果更加顯著。
 
　　目前，產權清晰、多元參與、激勵約束并重、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在國家和地方層面正不斷建立和健全，這為法律的制定提供了現實條件。
 
　　全國人大代表、南京市市長藍紹敏
 
　　建立完善長江綜合執法機制
 
　　形成“一套體系”，以法治保障嚴管。藍紹敏代表說，認真落實《南京市長江岸線保護辦法》這部全國首部聚焦長江岸線保護的地方政府規章，率先將長江保護發展納入法治化軌道。
 
　　整合“一支隊伍”，以協同落實嚴管。藍紹敏代表說，建立完善長江綜合執法機制，協調整合水上公安、海事、水務、交通、生態環境等執法力量，打造一支聯合執法、綜合執法隊伍。進一步強化海事、生態環境行政執法、水行政執法與司法銜接，建立統一行政執法信息平臺，不斷提升長江流域環境監管和行政執法效能。
 
　　全國人大代表、廣西來賓市市長雷應敏
 
　　加大聯合打擊跨區域非法轉移危廢力度
 
　　跨區域非法轉移、處置危險廢物涉及所跨區域的環保、公安、交通等多個部門，處置環節多，聯合打擊的機制尚未完善。應該出臺扶持政策，鼓勵和支持固體廢物處置設施建設。對危險廢物產生量大、種類單一的企業，給予資金支持，鼓勵和引導其建設處置設施，并向社會提供處置服務。建立和完善企業環境風險保險制度，設立環境歷史遺留問題專項治理基金。
 
　　對于跨省轉移、傾倒危險廢物行為，所跨區域雙方都要加強監管。“這個必須上升到國家層面，出臺相關政策，從源頭上嚴厲打擊跨區域非法轉移污染物。加強處罰力度，涉事方依法承擔‘誰污染、誰治理、誰買單’的法律責任。”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科達潔能總裁、江蘇科行環保董事長劉懷平
 
　　請給第三方治理法律地位
 
　　在《環境保護法》中增加或者是在環境污染防治綜合立法中，系統規定第三方治理，使之可以適用于所有類型的環境污染防治，便于依法治污和依法環境監管。同時不再將第三方治理作為限期治理制度的后續制度和補充制度，即當限期治理制度失效時，才強制使用第三方治理手段，發揮其補救性功能。
 
　　對于排污企業委托第三方治理企業進行污染治理這一模式，政府應當盡快出臺相關法律法規，明確其合法性，對于相關主體之間所存在相關權責關系應當明確界定。
 
　　環衛工人張金海代表
 
　　必須將垃圾分類納入法治軌道
 
　　今年兩會，張金海提交了“關于加快落實城鄉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工作的建議”，著重強調了要完善配套政策和管理制度，推動垃圾分類的立法工作。“必須將垃圾分類納入法治軌道，從試點經驗看，沒有法律法規約束很難推進。”在張金海看來，垃圾分類是一個大的系統工程，而地方立法正是“牛鼻子”。